1930年12月，天津左翼作家聯盟小組成立。1932年夏，天津左翼作家聯盟、天津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天津左翼戲劇家聯盟相繼成立。在此基礎上，黨領導成立了天津左翼文化總同盟，隨后在天津左翼文化總同盟的領導下，左翼文化運動在天津全面開展起來。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鮑國華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左翼文化運動的研究，他認為，“左翼文化運動，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進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沖破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積極宣傳先進思想文化，抨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進步文化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在天津的興起和發展，對喚起各界群眾覺悟，推動革命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span>

中共六大特別是順直省委十二月擴大會議后，革命宣傳工作在黨的領導下逐步開展起來，這為左翼文化運動在天津的興起打下了扎實基礎。1929年，順直省委在天津出版發行了《工人話報》《北方紅旗》《出路》《士兵呼聲》等公開和內部刊物。順直省委濟難會負責人蔣曉海，共產黨員、文藝工作者符號等聯絡愛好文藝的進步青年，在天津發起成立革命文化團體“星星文藝社”，公開出版革命文藝刊物《星星》半月刊，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歌頌了革命者和人民群眾在白色恐怖下的斗爭，揭露了統治者的罪惡，反映了新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和主題；符號、蔣曉海等10余人還發起成立夜鶯文藝社，并公開出版《夜鶯》半月刊，刊物設文藝理論、文藝作品等欄目，倡導無產階級文學。然而，因為國民黨當局對革命宣傳活動竭力加以遏制，《星星》半月刊僅出版一期即遭到天津當局查禁；《夜鶯》半月刊第二期印出尚未發行便被查禁。雖然兩本期刊存在時間很短，但它們所起到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它們的出現，為天津左翼文化運動帶來了火種。

九一八事變后，進步文學團體及其出版刊物大量涌現。至1933年，天津進步文藝期刊已達數十種。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文學團體及刊物有：天津文總機關刊物《天津文化》，天津社聯刊物《噠噠……》，天下篇社及《天下篇》半月刊，當代文學社和《當代文學》月刊，野煙文藝社和《野煙三周刊》，草原詩歌會和《詩歌》月報等。這些文學團體的成員除青年學生外，還有教員、記者、職員、失業青年，甚至包括一些在社會上頗有影響的作家和學者。這些團體所創辦的刊物，發表了大量具有革命和進步傾向的作品，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表達了進步青年追求解放、要求改造社會的愿望。

天津各大報刊在左翼文化運動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時，天津除《大公報》《益世報》《庸報》《商報》四大報紙外，還有數十種中小型報紙。上世紀20年代末共產黨開始在新聞界中開展工作，成立了新聞記者聯合會，并建立了黨的新聞支部。一些報紙編輯、記者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從不滿社會現狀、同情革命，發展為黨在思想理論界和文藝界的骨干，天津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吳硯農，就是在《大公報》工作期間走上革命道路的。茅盾、葉圣陶、老舍、巴金、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等均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發表文章和文藝作品，使該刊在北方乃至全國都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些報刊對左翼文化運動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報道，促進了左翼文化運動在天津的開展。

進步戲劇、美術工作者也是天津左翼文化運動中一支比較活躍的隊伍。天津是中國話劇的重要發源地之一。1932年，天津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成立，進一步推動了左翼戲劇運動的開展。天津左翼戲劇骨干和進步青年成立了“春草劇社”“孤松劇團”“天津職業劇團”等一批進步劇團，上演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賽金花》等劇目，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

在天津左翼文化運動中，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冒著極大風險通過各種渠道收集馬列著作，進行學習和研究，并克服重重困難，進行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1933年后，由于國民黨當局加緊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加之北方左翼文化團體受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左翼文化團體大多遭到破壞而停止活動，天津左翼文化運動一度轉入低潮。1935年初，隨著中共北方黨組織逐步恢復活動，一些進步文化團體重新出現，他們適應不斷高漲的抗日救亡形勢，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的滾滾洪流之中。

來源：2021年3月2日 天津日報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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